制作新谣纪录片《我们唱着的歌》是民间发起活动，和政府带动的官方运动相比，多了感情，少了说教。就如当初新谣创作的动机，也纯粹是几个爱唱爱写的年轻人从校园开始的风气。《我们唱着的歌》访问片断中，巫启贤就说，当年在校园，那些说英语的同学就曾问过他们，为何他们这群“华文源流学生”能形成一股趋势，在校园写出这样好听的歌。

这点，我觉得所谓的“华文源流学生”，和所谓“吃马铃薯”的岛国人，两方的思想是很不相同的。或许较受中华文化熏陶，我觉得前者表达情感方面虽含蓄，但却深情澎湃，着重的是群组，往往不问个人回报。后者则以个人主义出发，着重自身自由。像是当初南洋大学这样传统中文大学的创办，就是通过民间力量，一砖一瓦这样建设起来。据说当时除了有钱华社资助，许多建设基金，都是由低下层老百姓热心捐助的，当中就包括了苦力和妓女。因为他们相信惟有教育，才能改变他们下一代的命运。

那天同学聚会，有些朋友的小孩明年进入中学，大家讨论各所中学的利弊，有一点大家都同意的就是人文教育及其重要。因此有些学校虽然普遍成绩优越，但大家都觉得在道德教育方面太着重个人表现，忽略了品德的发展。而所谓较中文源流的学府，反而更深得他们的心。仔细想想，这不是不无道理的。如果大家留意新闻，会发现这几年发生的社会案件，很多犯案者都是高教育的专业人士。就算一个人再聪明，如果心中没有一把尺去衡量对错，很多时候就会身陷囹圄。

之前全国肾脏基金会的杜莱士是如此，后来的明义法师亦是如此，最近的康希更是如此，如果翻查他们资料，你会发现他们都出自本地某著名学府。这座学府或许在课业方面傲视群芳，但或许因为如此，对于道德理念，疏于教育。当然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，偏向传统中文校风培养出来的学生，未必个个品格高尚，来自洋派学府的学生也未必个个行差踏错，但无可否认，在某一程度上，两者的价值观各有所异。

你是否记得当年的校训？我记得。小学为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，中学为“立德立功，化愚化顽”。




得尔